淄博职业学院
稷下研究院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封建门阀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极度黑暗、腐朽的时期。社会统治阶层——地主阶层有士族、庶族之分。士族地主占有绝大多数土地和劳动者，享有特权，世代为官。他们衣着华丽，涂脂粉，结宽带，戴高帽，着高屐，出则乘车，入则扶持，真可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一群极端腐朽的社会寄生虫。社会顶层统治者不思进取，士大夫子弟昏聩无能，士族教育腐败，加之士族内部相互通婚近亲繁殖，致使“一代不如一代”，腐朽、堕落是当时最真实的社会写照。南康令王复听见马的嘶鸣吓得浑身发抖，认为是老虎要来吃人。晋惠帝更“幽默”，有大臣禀告因为饥荒，老百姓没饭吃，饿死无数，晋惠帝很不解地问：“为何不食肉糜？”
广大的庶族地主只占有少量的土地和部分劳动者，受到压制，但数量多，势力大，不容小觑。其中不乏优秀者，面对如此社会状态普遍感到压抑迷茫，深感时局之不可为，早年的功名之心大减，出于洁身自好而不愿同流合。对政治斗争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却纵情于山水竹林，纵酒酣歌，放旷不羁。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这七贤有两个共同的显著特点，一是爱喝酒；二是好骂街。
先说喝酒。刘伶喜欢喝酒，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鹿车，边行边饮。车后安排一仆人，携带挖掘工具，准备着主人一旦长醉不醒，就地挖坑埋葬。老婆声泪俱下劝他戒酒，他说，好！可是我管不住自己，只有向鬼神发誓，才能戒掉酒肉。妻子听了很高兴，就置办好酒菜祭天敬神。刘伶装模作样虔诚地跪地祷告：“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然后将祭祀用的酒肉一扫而光。喝醉了便玩“裸睡”。一日有客来访，见其赤身裸体，甚为不雅，责问，对曰：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尔等为何入吾裤中？放浪形骸可见一斑。阮咸喝酒属于豪放派，曾与知交豪饮，不用酒具，大盆盛满，双手捧饮，十分痛快。酒香引来一群猪，也不驱赶，于是人猪共饮。
说到骂街，当首推祢衡。祢衡是典型的“愤青”，不被赏识，“愤”；被任用了，不合作，还是“愤”。祢衡与孔子的后人孔融交往甚密，二人惺惺惜惜。孔融四岁能让梨，然而及其长成，却有“无父无母”的高论，孔子若是泉下有知一定恨得咬牙切齿。祢衡赞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则称祢衡“颜回复生”。不过现实生活中，二人却是“志大才小”，处处碰壁。其中最著名的桥段是祢衡的“击鼓骂曹”：赤裸着自己的“清白之身”，高声詈骂曹操这“污浊之人”，结果二人都被曹丞相直接或间接地杀掉了。阮籍则不同于祢衡、嵇康的情感外放、激烈的反社会性，而是个性谨慎，懂得明哲保身。内心的矛盾，对现实的不满和隐忍，通过“青白眼”、“长啸”来表达。所谓“青白眼”是指跟人谈得来便露出黑眼球，谈不来的便白眼一翻，不再搭理。“长啸”类似于当下的“飚海豚音”，高亢、激烈、持久。他的侄子阮咸为人更加放达，不拘礼法。某年七月七，道北风俗家家竖起衣架，挂满绫罗绸缎，显示自家的富足，十分张扬。家住道南的阮咸也在自家院子里竖起几根竹竿，当然绫罗绸缎是没有的，却把几条破旧不堪的粗布短裤高高挂起，别人取笑时他还振振有词。这其实也是一种“骂街”。曾有哲人说过“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自嘲”，阮咸表面是晾内裤寒碜自己，焉知其不是对虚伪、龌龊社会的辛辣嘲讽。
无论是“借酒浇愁”、“大白天裸睡”，还是“泼妇骂街”、当街晒内裤，这些狂放不羁的表象究其实质都是对名教礼法的否定，是因对社会不满而引发的“极端”的发泄与抗争。
除了上述少数“奇葩”外，大部分知识分子采取的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策略。他们专心研究文学，注重文章的审美情趣，对文章的评判价值也不断升高。文人非常注重自我修养，倡导“养气炼性”，主张恬淡寡欲，游览熏陶。博大开阔的心胸，浩然周流的气势，方能孕育出灵犀秀丽的文章。文气、文笔、文品、文境构成了文人的心象，中国文人都以养气炼性为终身修业。以文学为中心的审美教育还泛华到书法、绘画、音乐等诸多方面。王羲之的草书代表着文字从实用功能演化到审美功能，对书法艺术的审美追求蔚然成风。北齐时，秀才考试，对策错误的被罚站，而书写潦草有误者罚喝墨汁一升。绘画题材与绘画技法也有很大扩展与提升。而爱好音乐则是衡量一个人风雅高下的指标，“左琴右书”成为当时士人的肖像模板。崇尚自然，避世不仕，注重自我修养，保持内心的从容与安静，举头望浮云，低首观花落，或许这就是 “魏晋风骨”中疏影虬横的骨架吧。
作者：王书敬，淄博职业学院稷下研究院专职副院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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