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微《礼记》

自战国末期开始，出现了一批集中论述教育问题的理论著作。这些著作几乎论述了中国古代教育的所有基本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礼记》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其成书大约在战国后期至西汉初年，是一本内容丰富而驳杂的丛书，收集了儒家学者论礼的篇章。其中对教育问题进行系统阐发且有历史影响的，当推《大学》、《中庸》、《学记》、《乐记》。

一、《大学》与“平治天下”

《大学》是儒家学者论述大学教育的一篇论文，着重阐明“大学之道”，也就是大学教育的纲领。古时所谓的“大学”是指十五岁施行“束发礼”之后的教育，从内容上讲，则是在“小学”学习初步文化知识和道德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研修儒家经术和儒家思想，称作“学大艺焉，屡大节焉”。《大学》一书在宋代受到理学家的高度重视，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成为宋明之后封建社会的标准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大纲范围。

《大学》对大学教育的目的、程序和要求做了完整、系统、简明的概括，对为学过程的论述深刻而缜密。

首先，《大学》开宗明义提出了“三纲领”，对大学教育的目的和为人为学的目标进行了界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就是指将人天生的善性发扬光大，这是为学做人的第一步。接下来要求推己及人，以自己的善推动民众的善，化民成俗。大学教育的终极目标是“止于至善”，要求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身份做到尽善尽美：君主的目标是“仁”，臣子的目标是“敬”，儿子的目标是“孝”，父亲的目标是“慈”，国家交往的目标是“信”。三纲领要求由低到高，内涵由俭入丰，活动由己及人，既是三步要求，又层层递进浑然一体，不可僭越。三纲领体现了儒家以教化为手段的仁政德治思想。

其次是“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格物、致知”被看做是为学的起始点，指从寻求事物的“理”开始，实现对客观准则的体会与把握。

“诚意、正心”则是进一步深入到人的意志和情感中修炼自己的意志，把控个人情绪。诚意就是不自欺，就像闻到恶臭人人掩鼻，看见美女个个侧目，有各种欲望是正常现象，不必掩饰、否定，关键是“发乎情而止乎礼。”去大连旅游，街上的美女着实养眼，不但男人忘了走路，就连旁边的妻子们也看呆了，美就是美，就是能吸引人。你若说自己见到“帅锅美女”就胃疼，根本不想看一眼，那你不是说谎就是有病。

“修身”是由内及外，推己及人的转折点，它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内省与自律，而是走出自我，在于他人的交互中再认识、再要求和再提高。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个人完善的最高境界。通过成为家庭与家族的楷模而完善起码的人际关系，“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从而“成教于国”。

如上，儒教思想将个人的学习、教人、政治等几个因素和过程自然地联系起来，并有机地转换和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八条目体现出循序渐进的内在逻辑性，对后世知识分子的为学、为人、为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中庸》与“允执厥中”

《中庸》为思孟学派的作品，主要阐述了先秦儒家的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等问题，对一般民众的精神生活、为人处世之道均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中庸》开篇即论述人性与教育的关系，指出：人生来就有善的本性，人应当对此善性加以保存和发扬，而要真正保存和发扬必须依靠教育的作用。《中庸》还淡化了“生而知之”的命题，强调“学而知之”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中庸”不是后人所理解的无是非、无原则，见风使舵的“墙头草”，而是指在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中时时处处不偏不倚，做与自己身份地位相称的事，不要有非分之想，既不犯上，也不陵下，从而实现最大限度地妥贴，达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理想状态。

中庸思想所体现出的保守倾向和缺少锐气历来广受诟病，然而多数国人为人处世的最高哲学恰恰遵循着中庸之道：“凡事留有余地，得意不可再往”；“得饶人处且饶人”；“遇事三思，言多必失”；“忍得一时之怒，消去百日之灾”。足见中庸对我们民族性格之形成影响之深。

三、《学记》与“预时孙摩”

据郭沫若考证，《学记》是孟子的弟子乐正克所作，全文共1229字，以简练的文笔、生动的比喻对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学原则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而透彻地论述。可以说，《学记》是世界上第一本体系严谨的教育专著。

首先，《学记》本着儒家的德治精神，以民谚“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引申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

其次，以托古的方式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学制系统，构建了“两段、五级、九年”的年级制萌芽，隔年考试，七年为第一阶段，谓之“小成”，第九年考试合格谓之“大成”。整个系统体现出循序渐进、德智并重的特点。

第三，论述了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是整篇的精华。

预防为主：要求事先估计到学生可能会出现的种种不良倾向，预先采取措施。当不良倾向已经形成或者积习已深，教育要求就会变得格格不入而倍加困难。“禁于未发之谓预”，通俗地讲，就是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及时施教：要求掌握学习的最佳时机，适时而学，适时而教。否则，“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这已经涉及到心理学中的年龄特征、关键期、动机与效能等问题了。找到诸要素的最佳结合点，就能事半而功倍。

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施谓之孙”，教学必须遵照一定的顺序——“孙”，它可以指教学内容的顺序，也可以是学生的认识规律。杂乱施教，效果会适得其反，因此“学不躐等”。

相互观摩：学习中通过相互观摩，相互学习借鉴从而“相关而善”，在集体中学习，在比较中借鉴，在赶超中进步。如果孤傲不群、师心自问，就会“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

启发诱导：懂得启发学生的老师，才是高明的施教者。如何启发？要引导学生而不能硬牵着学生鼻子走；应努力激发、鞭策而不是勉强、压抑；应引领学生打开思路而不是提供现成的答案。如能做到以上，就是“愉快教育”，若走向反面，就是“填鸭教育”。

讲解简约：“约而达”——言语简练而意思通达；“微而臧”——义理精微而讲得饶有兴趣；“罕譬而喻”——举例精当且通俗易懂。

问答得法：提问要先易后难，遵循问题内在的逻辑顺序，就像劈木柴一样，顺着木纹迎刃而解；解答问题要有针对性，解答的深浅应符合提问者的知识水平，就像撞钟一样，大撞大鸣，轻敲轻响，撞击停止，余音不绝而意味深长。

《学记》对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的论述至善至美，真可谓字字珠玑，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古代教育思维专业化的形成，为教育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四、《乐记》与“德上艺下”

《乐记》论述了音乐的起源和作用等问题，共23篇。现存的前11篇是讲乐教理论的，属于“务虚”，而失落的后12篇可能是记载艺术实践的“务实”部分，因此今人永远无法听到伯牙与子期的美妙琴音，只能凭想象意会高山流水了。

音乐本身又是歌、诗、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乐之在耳曰声，在目曰容”，所以才有“诗言志，歌咏声，乐动容”的说法。如果说“礼”表现为从外部约束人的行为，那“乐”则是深入到人的内心陶冶人的情感。刚性的“礼”固然造成井然的社会秩序，但与社会和谐的要求并不合拍。而柔性的“乐”通过激发和维系人们的感情，使不同阶级的人相亲而和睦。礼乐并施，就能天下安宁，万物繁茂。

《乐记》论述乐的过程中有一点需特别指出——它将艺术置于工具和手段的位置。也就是说，乐作为一种教育，是服务于社会伦理和政治的，乐的思想性是第一位的，艺术形式居第二位。据此，《乐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艺术评价和艺术创造的标准——“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标准成为后世的艺术标准，并且泛化为其它实践活动的标准。也就是说，不存在脱离开社会和文化的“纯艺术”，如果有，那就是“伪艺术”或假艺术。

音乐是高雅的艺术，人生如不懂音乐是非常遗憾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上小学只有语文算数，不知音乐为何物。初中一个学校有一名音乐老师已属万幸，知道“1、2、3”还可以读作“哆来咪”就算见了世面。到了城里念高中具备了“乐”的条件，却越发缺乏“乐”的资本和动力——学音乐需要钱，填饱肚子更需要钱。因此当今四五十岁的人普遍五音不全，乐感极差。音乐具有思想性，但不能据此说音乐具有阶级性。你可以说农民不识字，但不能说农民没文化；你可以嘲笑农民没见过钢琴，但不可以妄断他们不懂音乐。无论老少贤愚，贫富贵贱都可以“乐”其“乐”也。上流社会享受的是高雅音乐，欣赏别人的曲子是“如听仙乐耳暂明”、“绕梁三日不绝于耳”，夸赞别人的乐器是“焦尾凤琴”，雅得不得了；布衣百姓只要能有“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也会于农闲时节鼓瑟吹笙，其乐也融融。一农民，酷爱打鼓，听得邻村锣鼓声，早饭顾不上吃就赶去，为的就是能敲上一通。老家有一位老伯，痴迷唱戏，即使十几里外有戏场，冒雨冒雪也要去看，回来后自伴自唱，说不上好听但确有韵味。所以说“乐者，乐也，人情所以不免”。凡是让人快乐的东西，都属于音乐；凡是人们能“快乐着自己的快乐”的社会，就是美好的社会。

《大学》、《中庸》、《学记》、《乐记》等著作是对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总结，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人生、社会、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先秦教育思想发展的水平，并或深或浅地影响了后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

作者：稷下研究院 王书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