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职业学院
稷下研究院
从汉代末年开始，社会动荡不安，世事纷争频繁，在接下来三百七十年的时间里，经济、文化的重心开始向南推移。该时期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空间活跃，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有重大变革，各地区教育有较大差异且极具特色，构成了一副文化、思想、教育的多彩画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是“时将大变，世将大革”的时代。晋结束了三国鼎立后，旋即分裂为北方的西晋和南方的东晋，西晋又经历了前秦、北魏、东魏、北齐，东晋则是宋、齐、梁、陈轮番登场。政权的不稳定给黎民百姓带来无尽灾难的同时，更瓦解了汉代以来儒家推崇强调的“正统”与“规范”。“名实相副，德才兼备，表里如一”的儒家完美人格被血淋淋的屠杀和赤裸裸的掠夺彻底打碎，由外及内发生了三重分裂。
首先是名与实的分裂，这是人格的表层分裂。儒家讲求名实相副，名实一致。可魏晋时期“有其名无其实”却是大有市场。他们善于伪装“幽而如明、躁而如静，欲而如让，跛而如正”；他们热衷于名“无而求有，少而求多，迟而求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因此出现了推选出来的“秀才”不识字，荐举的“孝子”不养爹，“刚正清廉”的官员藏污纳垢，所谓的“良臣高将”怯懦如鸡。孔子所讲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落伍了，时下讲的是“患无位，不患所以立”。求名背后的动因是求利，因为“求”的过程艰辛且付出极大，故而一旦得“名”后，对“利”的攫取变得愈加疯狂和心安理得。什么谋道不谋食，什么忧道不忧贫，什么道不同不足谋，统统靠边站，谁脸皮厚谁吃得开，谁心肠狠谁爬得快。这让读书人傻了眼：社会这是怎么了？社会怎么这样了？你痛苦，你迷茫，你犯犟，你隐居，你骂娘都不顶用，你接受不了你就在那纠结吧。曲意逢迎非所愿且伤面子，洁身自好不可能还饿肚子，进亦忧，退亦忧，是为第一重“分裂”。
其次是性与才的分裂，这是人格的内部分裂。在性与才的问题上，存在着不用的主张。主同者认为性是本质，才是外观，因此这种观点实际上还是名实之争，认为名与实应当一致。主异者则以操行品德释性，以智慧才能释才，一个完美的人格应是两者合一的，所谓贤人就是德、智合一的人才。很显然，这种理想人格的要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行不通了。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曹操首先提倡“唯才是举”，曹魏时期主张先才后德的理论占上风。魏后期卢毓提出过“先举性行而后言才”的相反意见。可见才性分裂依旧是悬而未决的大难题。这种选举标准的变化不定及标准本身体现的人格二重分裂，常使求仕的士人们处于惶恐不安之中。
接下来则是第三重分裂，就是性（操行品德）自身的分裂——“忠”与“孝”的分裂。儒家操行品德的核心概念就是忠与孝，所谓“在家为孝子，辅国为忠臣”，如一体之两面，不可分割，由孝出发而到忠，由忠追溯回到孝。而当政者的自身行为恰恰亵渎了儒家这一核心价值理念。汉魏呼喊的是以“孝”治天下的口号，而实际上是靠武力、杀伐获取治权，“忠”是很难说出口的。孔融之于曹操，嵇康之于司马懿实际上是“不忠”，可被杀的理由却是“不孝”的罪名。至此，儒家倡导的完美人格被完全分裂了，所谓的“重实”、“重才”、“重孝”三种纠弊的办法，实质上更加深了人格分裂的不可弥补。
伴随着儒家完美人格的解体，兴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旧的权威的精神枷锁正在被打破，新的精神体系尚未建立，因此思想界处于一个相对活跃的阶段，表现为清谈风气的形成与扩展。社会功名的无望和儒家完美人格的解体，促使人们返身自求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个体渐渐地从外部转向内部，由此逐渐演变成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对自身的重视超越了社会价值目标的趋求。“名教”与“自然”的争论是该时期争议的中心课题，当时有两种基本观点，一是以嵇康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激进派，二是以郭象为代表的“名教即自然”的调和派。前者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教育观，后者是以儒家经典为节制的有限自然主义教育观。在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玄、佛、儒、道多元并存、相互竞争、逐渐融合的局面。
淄博职业学院稷下研究院 王书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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