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建齐

公元前11世纪，商灭周兴，天下更始。为屏藩周室，武王采取了分封诸侯的措施，因为姜太公在灭商战争中的功劳和作用极大，而被首封于齐地营丘。

姜太公在封齐建国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挠。

首先是与莱国的武力之争。莱国本是殷的属国，乘殷末大乱之际，积极发展势力，向外扩张，从而成为姜太公的一大劲敌。莱人长期居住在齐地营丘的东部，过着相对独立的生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实力。当莱人听说姜太公受封后，便准备与之争夺营丘。据载，姜太公在东行就国的路上，晓行夜宿，行动迟缓，后来有旅馆之人提醒他说，东夷人要与他争夺营丘，而他不急不火的样子，根本不象是就国的人。姜太公猛然惊醒，连夜赶路，黎明时赶到营丘，正好遇到莱人来抢夺地盘。太公急忙组织人马将其击退，才占领了营丘。可见，如果不抢时机，太公立国之初便会遇到失国的大麻烦。

其次是齐地部分人士的非暴力不与不合作。当莱人的武力反抗失败后，齐地东夷的一部分人便采取了与新统治者不合作的方式。比如狂矞、华士二人曾达成这样的协议：不给天子做大臣，不结交诸侯，自己耕田种地以糊口，掘井取水以济渴，不向任何人请求帮助。即我们常说的消极避世态度。太公认为这种不合作的非暴力态度，不利于统一思想，治理国家，便命人把狂矞、华士杀掉了。再如营荡以仁义乱齐之事，太公亦毫不犹豫地诛杀之以定齐国。有关上述两事件的真实性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用强硬手段剪除不合作的逆政治化力量，不进行纯粹组织和统一思想的运动，很难使新生政权得以巩固。姜太公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通过急风暴雨般的方式，迅速排除了障碍，建立和稳固了新生政权。

再者，尽管太公以首功被封于齐，其实齐地的条件并不好。《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地当时的情况是“地泻卤，人民寡”，《汉书· 地理志》也说“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盐铁论·轻重》 亦说：“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就是这样一个滨海地薄、人烟稀少、缺吃少住、遍地草莽的荒凉之处。但太公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他经过认真分析，发现了这里的优越条件，这就是丰富的鱼盐资源，便利的海陆交通和发达的工商业。于是，太公因地制宜，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方针政策，使偏僻荒凉的齐国，逐步兴盛发展成为东方大国。

姜太公没有照搬周朝的农业立国方针，是因为齐国的泻卤之地，不利于种植五谷粮食；人烟稀少，缺乏必要的劳动力，因而靠发展农业来富国强兵困难很大。然而齐地负海，有丰富的鱼盐资源，齐地土著居民东夷人素有植桑养蚕、制陶、冶炼等传统手工业。这些都成为发展工商业的有利条件。太公针对齐国的具体国情，不失时机地确立了工商立国的经济方针，使齐国发展成为冠带衣履天下的富强之国，出现了人民多归齐的局面。正如《史记·货殖列传》说：“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繈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从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现代视角看，齐国成为富强之大国是自然而必然的了。

姜太公一到齐地，便采取了一系列正确而得力的措施，这些措施的顺利实施，使齐国很快成为富国强国，而这些政策之所以能得以实施，与太公选贤任能，奖赏有功的用人政策是分不开的。因为任何好的路线、政策，都要靠人去贯彻执行，人是决定因素，只有把正确的方针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才能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这个过程中，人起着决定性作用。

据《汉书·地理志》载“昔太公始封，周公问z ‘何以治齐?'太公曰z ‘举贤而上功'。”贤人即指有才能的人。太公推行举贤政策，也就是把那些有才能的人推荐出来，委以重任。所谓“功”，墨子给它的定义是“利民”。那么有功，就是做了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有利于百姓，则百姓拥护，国家也就安定，把这样的人提拔上来，即是“上功”。而举贤上功往往是相互联系的，把“贤人”推荐到一定位置上，充分发挥其智慧才能，使人民发财致富，即有利于国家，于是便有了功。太公举贤上功，不分出身、门第，用人唯贤，比起当时鲁国“尊尊亲亲”的用人路线，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种思想，长时间的影响了后代的齐国君主，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桓公不记一箭之仇，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举贤任能，实行一系列开明的政治经济措施，结果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另外如晏婴、邹忌等都可以说是这一用人思想的受益者，也是贤人治国的优秀代表。即使到今天，太公的用人思想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对待民族与文化问题上，太公制定了因人制宜的方针。《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而伯禽治鲁则是“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所以太公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五个月便报政周公，而伯禽迟迟稳定不了社会秩序，直至三年后才报政周公。

综观姜太公建齐，既有急风暴雨般的强硬措施，也有和风细雨似的怀柔政策，可谓软硬兼施，刚柔兼济。这两种截然不同方法的运用，使得齐国社会很快稳定下来，并日益强大起来。太公五月后报政于周公，而鲁公伯禽三年报政，周公因此发出了“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的感叹，这是周公对太公治齐方针的充分肯定，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周武王逝世，年轻的成王继位不久，发生了管叔、蔡叔联合纣子武庚及奄、蒲姑、淮夷的叛乱。为了平乱，周公东征的同时，委派召公命太公在东起大海，西至黄河，南起穆陵，北至无橡的地区，拥有对五侯九伯的专征大权。这样，齐国借助代为征伐的特权，积极拓展疆域，发展势力，为日后建立霸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成为推动齐国发展的一大动力。

总之，终太公一世，齐国便由一个贫国和小国变成了一个富国和大国。这一奇迹的出现，深得后人的礼赞。当春秋时人吴札听到齐歌时，自然联想到姜太公的功业，油然而生敬意，情不自禁地说到：“泱泱乎，大风也哉！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汉书•地理志下》） 以上出自 宣兆琦：《图说齐文化》，青岛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