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的独树一帜的管子学

齐文化的独树一帜的管子学

宣兆琦

如同孔子和《论语》是鲁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经典一样，管仲与《管子》是齐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经典；这是因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和儒学是鲁文化的内核，而管仲创立的管仲学派和管子学是齐文化的内核。不同的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和儒学自先秦始就被列入九流十家之中，确立了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而管仲创立的管仲学派与管子学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没有取得应有的重视。

长期以来，学术界拘泥于先秦诸子“九流十家”的说法，因而没有把管仲学派和管子学以一独立的学派和学说体系看待。这真是一大历史误解和悬案。今天看来，已经到了正本清源、还其应有历史地位的时候了。

一 独特的管仲学派

事实上，管仲学派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确曾存在过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这一流派由管仲奠基，由以齐国、齐地为主的推崇管仲的学者们构成，直到汉代桑弘羊才告结束。

管仲学派的第一批成员是那些官人百吏及其弟子们，他们学习和传授管仲学说的目的不是著书立说，而是“侍王公”，“取禄秩”。故而管子学自始就是一门官学，这也是管仲学派成员佚名的原因所在。

春秋中后期，管仲的事迹和学说被管仲学派迭相传授。这时期，管仲的学说不仅在齐国君臣上下广为流传，而且远播其他诸侯国。楚国的老子，鲁国的孔子，越国的文种、范蠢等都比较深刻地了解管仲的思想，并程度不同地受其影响。

战国时期，随着齐国稷下学宫的建立，管仲学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乃至成了稷下学宫中的核心力量。

秦灭六国，稷下学宫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其它学派先后离散，然而，长期生存、活动于齐地的管仲学派并没有销声匿迹。

汉初，诸子之学复兴，管仲学派也不断发挥其思想学说，以期为统治者所赏识、所重用。这时期的黄老之学和经济理论便明显地说明了管仲学派的存在，并反映了管仲学派的学术活动和对政治、经济的干预。盖公、贾谊、晁错、桑弘羊等，就是管仲学派的代表和殿军式人物。

从以上简略的历史考察可知：尽管像许多诸子学派一样，为数众多的学派成员已经佚名，但管仲学派的存在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这一学派产生于战国“九流十家”之前，居先秦诸子百家之首；结束于西汉初期，师承传授，世代沿袭，脉络分明。可谓源远流长，影响巨大。因为这一学派的始祖管仲是一个实际的执政者，而非其他学派的创始人为学者身份，加上这一学派产生最早，当时“学在官府”的形式尚未被打破，所以这一学派自产生之日起便带有官学性质和经世致用的特点。这一学派的开山是管仲，而代表作则是托名管仲的《管子》一书。

二 中国古代第一部百科全书━━《管子》

《管子》一书旧题管仲撰。实际上，《管子》并不是管仲亲手写的书，也不可能是管仲亲手写的书。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说：“（管）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工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朱子语类》卷137。）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这样看。他说：“《管子》一书是先秦诸子中的巨帙，历来相传是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所作。……管仲本是一个干实际政治工作的人，哪会有空闲工夫去著书，更哪会成为一位大著作家！而且管仲生于公元前七世纪的初叶，那时谁也想不到私人可以著作流传这一回事。” （《‘周公制礼’的传说和< 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六辑）然而，尽管《管子》不是管仲亲手所著，却不失为管氏一家之言，因为《管子》记载的是管仲生平事迹，反映的是管仲的思想，传承的是管仲遗教。

《管子》是一部古老的典籍。《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并以之与“孙、吴之书”对言。可见，《管子》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广为流传了，以至于达到了家家户户皆藏此书的程度。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书，欲观其行事。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可见《管子》并未焚于秦火，西汉初年该书仍是“详哉其言”、“世多有之”，乃至成为司马迁为管仲、晏婴作传记事不记言的原因。

《管子》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记录和整理管仲学说的并非他人，而是史官。早在夏朝末年，就有史官了；殷商时期，史官设置就比较健全了；西周时期，史官制度更加完备；延至春秋，不仅王室和诸侯设有史官，就连卿大夫之家也设有史官。那么，位在齐国命卿高氏、国氏之上，被齐桓公尊为仲父的管仲拥有自己的史官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在这种情况下，管仲入朝，其言其行有齐太史记之；回府，其言其行有家史记之。这齐太史和家史的记录，颇类于今天所说的原始记录、档案材料，是最早撰写的《管子》书。

按照当时齐国的制度，最早撰写的《管子》书，其保存和流传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保存于太府，此为官存官传《管子》版本；二是由地方官带回“三国”和“五鄙”，层层传达到百姓，并广布流传于民间，此为民存民传《管子》本。

战国时期，稷下学宫中管仲学派的先生们，对藏于太府的官本《管子》和流传于社会的民本《管子》，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和升华，使之系列化和理论化。因为《管子》版本的不同和管仲学说的丰富，加之《管子》的整理出于众人之手，所以战国时期出现了许许多多冠名管仲的《管子》书。这就是刘向校书以前，《管子》多种版本并行的原因所在。

西汉初年，诸子学复兴，管仲学派至少在黄老之学和经济理论方面，再次修订了《管子》一书。比如，《管子》中的最后一批论文是《轻重》19篇，其写作年代尽管学术界还存有争论，但不少篇章深深地打着汉初的烙印却是事实。

西汉末年，刘向把收集到的宫中秘藏、太史府藏和私人收藏的564篇《管子》，删除重复，定著为86篇。宋朝以后亡10篇，现存管子76篇。

《管子》一书内容极其丰富，举凡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管理、教育、科技、民俗等等无所不包。

由上述可知，《管子》创于管仲而成于众人之手。该书作为我国古代第一新百科全书，集中了以管仲为代表的一批先贤先哲的聪明和智慧。

三 经世致用的管子学说

管子学是一门拨乱反正、安邦理民、富国强兵、平治天下的经世致用之学。其主要学说包括国家管理学说、经济管理学说、军事管理学说、哲学思想、科技思想、教育思想等等。

因为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对管子学说作全面系统的介绍，仅就国家管理学的和谐国家建设学说和廉政建设学说作一简述。以期一斑窥豹。

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大多数没有长期的国家管理经验。例如孔子，直到56岁才当上鲁国的大司寇（掌刑狱纠察），代理宰相职务，为时仅三个月。孟子虽曾在齐国被尊为上大夫，但“不治而议”，不过是个书生空发议论的虚街。荀子只做到兰陵县令，没有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商鞅虽然在秦国主持过变法运动，但因刻薄寡恩，不重道德礼仪，使法治走向绝对，显然对国家的管理过于简单化了。其它如墨子、韩非等更远离庙堂。由于缺乏实际从政经验，因此其议论或流于空疏迂阔，或陷于偏激片面。

管仲则不同，他亲自参加了齐国的最高决策集团，身居相位，齐桓公尊为仲父，君臣相得，言听计从，亲密无间，历四十年之久。由于长期参与齐国的政治经济决策活动，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国家管理经验，有利于克服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空疏、偏激、片面之缺点，弥补他人之不足。因此《管子》的国家管理思想更全面、更实用。

和谐国家建设学说

建设和谐国家是管子学所追求的最高管理目标。

“和谐”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该书《兵法》篇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意思是说，养之以“道”，人民就能和睦；养之以“德”，人民就能团结。和睦团结就能协调，协调就能一致，协调一致就无敌于天下了。《立政》说：“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意思是说，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凡是法令所及和风俗所影响到的地方，就像四肢百体和内心一样地和谐，这才是行政所期望的最高目标。

《管子》认为，只有和谐，国家才能安定，政令才能贯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对此，《形势解》说：“君臣相亲，上下和谐，万民和睦，这样的话，国君下命令，人民就会执行；上面有禁律，人民就不去违犯。” 《白心》说：“和则能久。” 《度地》说：“天地和调，日有长久。”

国家是由不同群体构成的。其中，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一群体的生活、生产乃至于生命都面临着困难和危机，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如果弱势群体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要想使整个国家得以安定、达到和谐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了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管子》提出了“九惠之教”。即： “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可见，《管子》追求的建设和谐国家的远大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提出的相关国家管理主张是非常深邃的。

廉政建设学说

廉政思想是《管子》国家管理思想中的理想境界。

《管子》的廉政思想根源于深层次的玉洁为美的美学思想。《水地》篇有一段赞美玉的文字，这样写道：玉所以贵重，是因为它有九种美好的品质。温和滋润而有光译，是它仁的品质；清晰而有纹理，是它智的品质；坚硬而皱缩，是它义的品质；清正而宜人，是它正直的品质；鲜亮而没有污垢，是它纯洁的品质；可折而不可屈，是它威勇的品质；缺点和优点都可以表现在外面，是它诚实的品质；光彩华美，相互渗透却不混杂，是它外表上的品质；敲击起来，其声音清扬远闻，纯而不乱，是它音质上的品质。所以君主总是把玉看得很贵重，收藏它作为宝贝，琢磨它成为符瑞，玉的九种品德全都表现出来了。在《管子》看来，九种品质是玉的价值所在。而九种品质的本质是清廉纯洁。所以人们常用“白壁无暇”、“冰清玉洁”等来形容玉。既便玉偶有不纯之物，也因为玉具有“缺点和优点都可以表现在外面”的“诚实的品质”，所以也就宽容地说“暇不掩玉”。

正是在上述玉洁为美的美学思想指导下，产生了《管子》的廉政思想。不仅如此，《管子》还把廉政上升到管理国家的四大法宝之一的高度来认识。对此，《牧民》说：“国有四维，……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这里，《管子》把“廉”、“耻”与“礼”、“义”同样看待了。《管子》的这一思想，在与管仲齐名的齐国又一名相晏婴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和光大。晏婴说：“廉政就能使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因为廉洁的政治行为就像水样。清清的流水是多么的美好啊，……它的清澈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够洗净。所以水能够长久。”

仅就上述二例便足以看出管子学说的深遂性和致用性了。这一学说不仅奏效于当年的齐国，也对当代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依然县有重大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 《管子》与管子学

《管子》一书旧题管仲撰。实际上，《管子》并不是管仲亲手写的书，也不可能是管仲亲手写的书，而是管仲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现存《管子》包括“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轻重”等八个部分，计76篇。

《管子》一书内容极其丰富，举凡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管理、教育、科技、民俗等等无所不包，从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管子学。。

《管子》的哲学思想不仅非常丰富，而且异常深刻并独具特色。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什么?这是哲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对此，《管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水”、“地”和“精气”是万物之本原的思想。如果说水、地本原论，在解释宇宙万物何以生成这个问题上，还显得比较直观朴素和原始的话，那么精气论在探讨万物本原方面则精密多了。《管子》把气中的精华部分谓之“精气”，简称为“精”。《管子》的精气说，是力图说明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何以产生的理论体系，是我国古代“气”一元论的精华所在。《管子》的哲学中还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变化思想。《管子》认为，在阴阳运动的作用力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管子》不仅承认自然、人生和社会的变化，而且以乐观的态度对待变化和变革，勇敢地告别过去，积极地开拓未来，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在政治思想方面，《管子》建构了一个“和谐国家”、“廉洁政治”、“以民为本”、“礼法并用”的理论体系。

建设和谐国家是管子学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管子》认为，只有和谐，国家才能安定，政令才能贯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廉政思想是《管子》国家管理思想中的理想境界。《牧民》说：“国有四维，……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这里，《管子》把“廉”、“耻”与“礼”、“义”同样看待了。

《管子》认为法是管理国家之法宝，有法则国治，无法则国乱。

《管子》重法但不轻礼。《管子》认为，礼、法是政治实体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两个组成部分。这两者有联系，有区别，互相补充，缺一不可。

《管子》进一步认为，法治的推行，礼义的养成离不开培育和教化，因而管子学高度重视教化的功能。《权修》说：“凡是治理人民的，应该使男人没有邪僻行为，女人不能发生淫乱的事情。如果使男人不行邪僻，使女人没有淫乱，就要靠教化和训导。教训一旦形成风气，变成习俗，刑罚就会大大减少，甚至不用了，这是自然的道理。”

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出现，开启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民本思想的首倡者是管仲，对这一思想的深刻论述保存在《管子》一书中。《管子》认为，民是国家的基石，是争霸天下的根本。对此，《君臣下》说：“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霸言》说：“夫霸王之所始也 , 以人为本。”《霸形》说：“齐国百姓 ,公 ( 齐桓公 ) 之本也。”《小匡》说：“士、农、工、商四民者 ,国之石民也。”所谓石民,也就是基础、根基之民。可见,“以人为本”的“人”,指的是士、农、工、商等普通百姓。

把民本思想应用到国家管理中去，这就使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因为，此前，国家的统治者从不把民当作人看待，而以民为本的国家管理思想的基础是重视人的价值、尊严、需要和情感。这一新的国家管理思想和模式势必要求统治者做到爱民、富民、利民、惠民和顺民。《牧民》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因而，顺民心合民意便成了《管子》对行政的基本要求。

在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中，经济是基础。如果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就会导致民乱国危的局面。因而《管子》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问题。现存《管子》的76篇中，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涉及经济问题，从而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管子》经济思想。《管子》经济思想的丰富性与独创性，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是首屈一指的。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是国家财政收入和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所以历代统治者和政治家无不重视农业。《管子》自然也不例外。

《管子》认为，以前的历代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究其原因是对农业的高度重视。人民从事农业，土地就得以开垦；土地开垦了，粮食就会增加；粮食增加了，国家才会富裕。由此可知，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

手工业和商业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扩大而出现的两个经济部门。这两大经济部门与农业本来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理应受到与农业同等的重视。然而在我国古代，绝大多数统治者和思想家们，却把农业看作立国、富国的根本，而把工商业看成了无足轻重的末业，并且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进而在农本思想的支配下，出现了一系列重农抑末的主张和措施。管仲以商人出身，执齐国之政，把齐国的重工商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不仅造福于当时的齐国人民，也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闪出了明亮的光环。

《管子》认为，大力发展手工业，不仅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更是保障齐国强兵和争霸天下的需要。

《管子》认为，商人对于国家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无所作用的人。他们居不择乡，事不选主。他们买进卖出，在谋利的同时使商品得以流通，国家的税收因此成倍地增长，朝中上下的消费因此得到满足，君臣上下的关系因此融洽起来，贫民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因而，商人如同士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一样，也是国家“石民”。

《管子》认为，市场是聚集天下货物和财富的场所，通过交易，人们都可以得到各自的利益。

《管子》认为，货币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和计量工具，不仅掌控着商品经济的钥匙，而且对治国平天下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管子》是站在治国平天下的高度看待商业的。重商业是手段，满足治国平天下的需要才是目的。

轻重论是《管子》经济思想中最有特色的内容。《管子》有《轻重》十六篇，除《轻重乙》重在论述四时节令而外，其他都是专门论述商品货币关系的。在《轻重》篇之外，其他篇也有论述商人活动和商品交换的文字。《管子》以如此多的篇幅论述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不但是先秦其它古籍所没有，并且也未见于以后各家著作。因此，管子学以轻重理论而著称。

《管子》还有丰富而深刻的学事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等，因为篇幅所限不能全面介绍。

仅从上述内容可知，《管子》是我国古代一部百科全书，而管子学则是一门拨乱反正、安邦理民、富国强兵、平治天下的经世致用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