摭谈孔子人生角色的冲突与调适

王书敬

作为“至圣先师”，孔子一生主要是“教师角色”，而从三十多岁聚徒讲学，到六十八岁受礼聘返鲁，大部分时间又是在艰难地“谋食”“谋事”。孔子人生角色丰富多彩，他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表现出来的坚定与乐观，理应引起青年学子足够的关注和应有的尊重。

一、身世、情感——“苦悲、孤寂”

孔子身世苦悲，三岁丧父，十七岁时母亲病逝，这种不幸父母双亡的人古称“孤哀子”。圣人特别喜欢“至孝”的学生，大概与此有关。当学生宰予提出“简礼节葬”、废除“三年之丧时”，孔子说：父母死了，你认为过了一年就可以去听歌跳舞，你觉得心里安吗？宰予说，安啊！孔子说，你心安，你就照你的办法去做吧！在孔子看来，一个君子，父母死了居丧，内心思念的悲愁，吃饭都没有味道，听到音乐也不快乐，睡觉都睡不好，所以三年之中，没有礼乐。现在问你一年能不能心安，你却说能心安，那你去做好了。于是孔子告诉其他同学，宰予这个人一点良心都没有，他没有三年怀念父母的感情！

孔子十九岁娶妻，晚年得子。因儿子出生时，鲁哀公送鲤鱼致贺，便取名孔鲤，字伯鱼。伯鱼短寿早亡，孔子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之大不幸。古稀之年，本应儿孙满堂尽享天伦，然而独子先亡，女儿已嫁，圣人的晚年应该是相当地孤苦寂寞。

孔子弟子众多，鼎盛时期曾“弟子三千”。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学生规模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本派学说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始终对老师不离不弃的学生中，孔子特别喜欢子路和颜回。子路仅小孔子9岁，勇武果敢，朴实率真，深得孔子喜爱，在周游途中颇有威信。当然子路鲁莽急躁，做事不计后果，据说曾被老师生气地骂道“强梁者不得好死”，大概是“爱之深而恨之切”吧！子路结局悲惨，在老师荐去做官的卫国遇害。临终前，子路表现得大气凛然，他牢记老师的教导“人死，冠不免”，从容地“正冠结缨”，慷慨赴死。这怎不让人痛彻心扉！闻此噩耗，一向倡导情感节制的孔子悲痛欲绝。

子路暴亡让孔子心如刀割，而一年前颜回的病故更是让圣人近乎悲怆绝望。颜回勤奋刻苦、聪明灵慧，能够安贫乐道，似乎是孔子“内定”的事业接班人，理应干出一番治国安民事业。然而以世俗的眼光看，颜回实践中的表现一般。在思想学说上，颜回领悟能力强，但《论语》中鲜有个人的创见；仕途上缺少强烈的从政动机和舍我其谁的勇气；谋生方面吃的“箪食瓢饮”，住的“贫居陋巷”，大概应了那句古训“百无一用是书生”。颜回乐而忘忧发奋读书，四十岁便须发皆白，形容枯槁。孔子对颜回一直赞赏有加，认为是时机不到，是当政者不识人才，“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嘛。可是年轻的颜回病故了！这对孔子是相当大的打击。有理由揣测，孔子从颜回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颜回的结局联想到了自己的命运。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宿命？我们不畏艰难孜孜以求的“道”究竟有无实现的可能？颜回、子路去世后，孔子精神恍惚，心情黯淡，诸般表现似乎能印证“哀大莫过于心死”。后来长病不起，于前479年春寒料峭中仙逝而去。

二、教育、教学-——“先知、先觉”

唐玄宗时，孔子被封为“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年间，又被封为“元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从而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西方的伏尔泰评价孔子是“真理的解释者，道德的化身”。孔子“年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三十岁开始创办私学，传授六艺，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教书育人。孔子知识渊博，思想深邃，加之无私无隐的崇高师德，而荣居对世界文化有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的“十大思想家”之榜首。

孔子可谓教育教学改革领域内的“先知、先觉”，许多举措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属于首创。他首次提出了“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促进了文化学术的下移，使教育从一种贵族特权开始转变成一种民众需要，从而开启了“普及教育”、“义务教育”的思想启蒙；他首次提出“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观点，将读书求学与求仕做官相结合，为后世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依靠知识、凭借个人努力改变自己、改变社会的道路；他倡导“启发式”教学，主张启“愤”发“悱”（《论语·述而》），强调“举一反三”，并身体力行；他首次明晰地阐述“因材施教”，力求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思维状态有针对性地教学……此类教育思想和实践探索于春秋末期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即便放在今天，亦足资借鉴。此外，在为学方面所倡导的“好学求是”、“阙疑”、“一以贯之”、“博文约礼”等思想也为后世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和广为传颂。

三、天命、人事——“怨天、尤人”

对于天命与人事的看法，从《论语》看，孔子的态度模糊摇摆。首先明确，孔子是“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的。但《论语》中的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孔子一贯的“实然”行事准则，也可以理解为对生活的“应然”感悟，抑或实践中“屡戒屡犯”的座右铭。其次，从《论语》来看，孔子又是“怨”过“天”、“尤”过“人”的。他“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到了关键之时或困惑不解之事，又往往归于鬼神天意。

颜回病故，孔子痛心疾首“哎，老天要我的命啊！老天要我的命啊！”这可以理解为对上天的悲号呼唤；弟子冉伯牛得了重病，不愿见人，孔子从窗外拉着他的手说道：“将失去这个人了，这是命中注定的吧！这样的好人竟会得这样的恶疾啊！这样的好人竟会得这样的恶疾啊！”这可以看做是对老天的质问与埋怨；鲁哀公十四年，鲁人捕获一只麒麟并把它打死了，孔子表现得非常沮丧，认为是自己将死的征兆^[4]524。因为据传说，麒麟是太平之兽，象征圣贤，因此孔子将此看作是上天对自己的召唤。此后，就连一向视为生命的《春秋》编撰工作也停止了，这应算作对老天的敬畏与服从吧？

子路暴亡，孔子悲伤过度病倒了。子贡风尘仆仆请见，孔子负杖在门外等候，说：“赐啊，你怎么才来啊！”子贡问其故，孔子潸然泪下，吟唱“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然后对子贡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然而都不能听我的学说。夏朝的人死了葬于东阶，周朝的人死了葬在西阶，殷商人死了葬于两柱之间。昨晚我梦见我在两柱间坐着祭奠，我先人是殷人。风雨飘摇、心情黯淡的孔子7天后离世很可能是受了不良的心理暗示，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人生旅程就此结束。这应该是对礼坏乐崩、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之绝望，对皇天后土的无奈与决绝吧？

故而，孔子既不“怨天尤人”，又“自怨自艾”。当然圣人的“怨”和“尤”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牢骚抱怨，亦非迁怒推脱，而是对生命、天理的穷究与困惑，是对个人理想挫败于社会现实后的一种不甘、不忿和无奈。

四、谋生、谋事——“屡败屡战”

圣人首先是人，当然要先填饱肚子才能传经布道，饥肠辘辘仍能“讲诵弦歌”的情况实属罕见。事实上，如果条件允许圣人对于吃特别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宁愿忍受干渴也绝不喝“盗泉”之水^[1]45。然而长途漫漫，随行者甚众，周游途中每日开销想来不菲。所到之处也并非都是欢迎礼遇，挨饿、受冻、拒之城外、夜宿荒郊也并不鲜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的前提是温饱无虞，因此师徒周游途中好多时候是在艰难地“谋食”、“谋生”，《论语》中记载有几次竟然吃喝都难以为继。

当然周游途中大部分时间应是温饱无虞的，有时候接待规格直逼卿相大夫，比如在齐国就受到很高的礼遇。孔子拜见齐景公，谈得颇为投缘，被奉为上宾，景公准备将尼溪之地分封给孔子，后因晏子极力反对作罢。有时还被请去听当时最流行的《韶乐》，听得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锦衣玉食，受人尊重，这样的生活在齐国仅持续了一年多。

孔子拜见卫灵公，也很受尊重，虽然没让参与政事，但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俸粟6万斗，这是相当高的俸禄，如果按照现在的价格折算，接近年薪百万了。孔子充满希望地等了十个月，后因朝中政治动乱，被迫离卫，困于匡，至于蒲，后返回卫。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返回，一方面是因卫灵公对孔子的态度变幻不定，另一方面则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找不到更好的去处。

故而将孔子周游的历程戏称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讨生活”，尽管不够严谨但也算道出了圣人“谋食”“谋事”的艰辛。对比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从求学到就业，自本人到后代，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对于普通人而言，面对现实必须学会适应，学会低头妥协，往往是曾经的激情梦想被无情地现实击碎，宏伟的理想抱负最后物化为柴米油盐。人为什么要活着，怎样活才有价值之类的命题过于玄远，对普通人而言，好好活着，过生活，或许就是生命的本源意义。然而圣人则不同，他绝不屈从于权贵，绝不放弃追求，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圣人的境界！

五、为官从政——“曲高和寡”

孔子为官从政的道路坎坷多舛，身为大夫，“位”虽不卑，但常常“言”轻，圣人的奔走呼号颇有些“曲高和寡”的味道。

首先，孔子是想从政做官的。孔子倡导“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可见他将“求仕”当做实现自我的手段途径，也是恢复“大同社会”之政治理想的必由之路。五十岁左右，孔子被鲁国正式任命为“中都宰”，随后升迁为 “鲁司空”和“鲁司寇”，并一度代理鲁相，可谓平步青云，史书记载孔子对此“有喜色”（《史记·孔子世家》）。

其次，孔子又是轻视权贵的。他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位高权重，所作所为却不仁不义，这样的官孔子不做。做“中都宰”、“鲁司空”时，政绩斐然，但做鲁司寇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先是三月诛杀少正卯（《史记·孔子世家》），备受争议，后尝试“堕三都”，仅三个月时间，便步履维艰了。个中是非曲直见仁见智，可以肯定的是，孔子的举措触动了“权贵”们的利益，国君似乎也不太认同孔子的做法，迟迟不给圣人送去那块代表继续聘用的方子肉。接下来圣人的境界和选择让我们高山仰止¾¾辞官不做，开始周游列国。

再次，周游“求仕”未曾委以重用。在卫国，孔子虽然受到礼遇，但迟迟没有授予官职。孔子拜见灵公的宠妃南子。子路不同意老师去，对此很有意见。特别是听说会见时“环佩之声不绝于耳”，性格直爽的子路发怒了，非得让老师给个说法。把孔子逼得没办法，只得向天发誓：“我要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天打雷劈！天打雷劈！”

在齐国，为了接近齐景公，孔子甚至屈驾作了高昭子¾¾一个名声很坏的贵族的家臣。次年，景公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景公非常赞赏，欲任用孔子。齐相晏婴进言，大意是说，这些人讲大道理、搞繁文缛节头头是道，可要论及富国强兵造福黎民，恐怕拿不出可行的办法。国君是否要重用这样的人，还请三思。于是齐景公的态度逐渐冷淡、疏远。孔子最后一次求见时，齐景公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你了。”（《史记·孔子世家》）国君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孔子于是离齐返鲁。

自古以来官禄一体，官禄加身时前呼后拥，显赫不可一世，而一旦失了官职，处境马上就变得严峻凶险起来，不但因失去了相应官禄而处境艰难，有时甚至会丢掉性命。孔子对此应该是深有体会的：子路寻不到老师，借问路人，被奚落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枉称“夫子”；黄口小儿也可以逞口舌之能，于道路中间玩耍不给车让路；黄河渡口想问个路，也被人家揶揄了一顿；在郑国东门，“累累若丧家之狗”；最严重的莫过于困于陈蔡间，水食皆无，身家性命朝不保夕。这与在位时的处境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怎能“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还是以世俗的心态揣测，圣人对官和禄应该是在乎的，甚至会因“上位”和“下位”的巨大反差而愈发强烈。自嘲自己就是“丧家之狗”，偶尔也对学生“朽木”、“粪土”地破口大骂，姑且看作是发泄心中的郁闷罢。总之孔子为官从政一路走来磕磕绊绊，十几载奔走游说似乎“曲高和寡”，郁郁不得志的孔子也主动或被动地舍弃了很多“官”、“禄”，于“征伐为贤”的时代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圣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道之不行，吾知之矣”（《中庸》）、“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于乱世中的奔徙号呼令人感动，夫子知难而进、愈挫愈勇的品格永无过时！

六、理想、事业——“航海梯山”

现代社会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准不外乎金钱和事业，若此，孔子算不上“成功”的男人。

孔子忧国忧民，是很想成就一番事业的。面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的社会现实，孔子想凭一己之力加以改变，实现“仁政德治”的大同社会无异于“航海梯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梦想。事实上，背井离乡奋斗了十几年，直到去世仍然穷困落魄，既不能富甲一方，也无法济世安民，连自己的小家都未能“齐”，更不要说治国、平天下了。世俗地讲，圣人的理想不够现实，离家出走的决定未免仓促，历尽万苦换来的却是“终无任用”，因此我们可以市井语言妄说孔子是事业发展上的“失意者”。最后在如何体面地回鲁国的问题上，圣人似乎也未能“脱俗”：弟子冉求动用社会关系，才将老师请回鲁国，尊以“国老”称号^[5]54。圣人的经历和境界很难在普通受众中复制和推广，尤其是在极度物质化的现代社会，若以孔子的标准要求众生，恐为缘木求鱼。然而，圣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众醉独醒，能够“苟以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能够舍弃小我成就大业。穷且弥坚的宏远志向，不惧时艰的豁达乐观，愈挫愈勇的坚毅品格，宠辱不惊的磅礴大气使得这位“失意落魄”者彪炳史册，传之千秋。

圣人一生坎坷波折，其人生角色如此丰富多彩，而他的经历际遇又如此荆棘密布，面对人生角色的矛盾和冲突，他做出的选择和所表现出来的境界的确“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青年人朝气蓬勃，面对喧嚣沸腾的世界，尤其需要静心和定力，停歇悸动浮躁之心，去叩问精神与灵魂，去领受先哲的棒喝醍醐。有思考青春才会充实，有了心灵震撼人生才不留遗憾，当然充满精神关照的校园才会生机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