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职业学院
稷下研究院
从汉代末年开始，社会动荡不安，世事纷争频繁，在接下来三百七十年的时间里，经济、文化的重心开始向南推移。该时期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空间活跃，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有重大变革，各地区教育有较大差异且极具特色，构成了一副文化、思想、教育的多彩画卷。
一、“人格分裂”与清议之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是“时将大变，世将大革”的时代。晋结束了三国鼎立后，旋即分裂为北方的西晋和南方的东晋，西晋又经历了前秦、北魏、东魏、北齐，东晋则是宋、齐、梁、陈轮番登场。政权的不稳定给黎民百姓带来无尽灾难的同时，更瓦解了汉代以来儒家推崇强调的“正统”与“规范”。“名实相副，德才兼备，表里如一”的儒家完美人格被血淋淋的屠杀和赤裸裸的掠夺彻底打碎，由外及内发生了三重分裂。
首先是名与实的分裂，这是人格的表层分裂。儒家讲求名实相副，名实一致。可魏晋时期“有其名无其实”却是大有市场。他们善于伪装“幽而如明、躁而如静，欲而如让，跛而如正”；他们热衷于名“无而求有，少而求多，迟而求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因此出现了推选出来的“秀才”不识字，荐举的“孝子”不养爹，“刚正清廉”的官员藏污纳垢，所谓的“良臣高将”怯懦如鸡。孔子所讲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落伍了，时下讲的是“患无位，不患所以立”。求名背后的动因是求利，因为“求”的过程艰辛且付出极大，故而一旦得“名”后，对“利”的攫取变得愈加疯狂和心安理得。什么谋道不谋食，什么忧道不忧贫，什么道不同不足谋，统统靠边站，谁脸皮厚谁吃得开，谁心肠狠谁爬得快。这让读书人傻了眼：社会这是怎么了？社会怎么这样了？你痛苦，你迷茫，你犯犟，你隐居，你骂娘都不顶用，你接受不了你就在那纠结吧。曲意逢迎非所愿且伤面子，洁身自好不可能还饿肚子，进亦忧，退亦忧，是为第一重“分裂”。
其次是性与才的分裂，这是人格的内部分裂。在性与才的问题上，存在着不用的主张。主同者认为性是本质，才是外观，因此这种观点实际上还是名实之争，认为名与实应当一致。主异者则以操行品德释性，以智慧才能释才，一个完美的人格应是两者合一的，所谓贤人就是德、智合一的人才。很显然，这种理想人格的要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行不通了。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曹操首先提倡“唯才是举”，曹魏时期主张先才后德的理论占上风。魏后期卢毓提出过“先举性行而后言才”的相反意见。可见才性分裂依旧是悬而未决的大难题。这种选举标准的变化不定及标准本身体现的人格二重分裂，常使求仕的士人们处于惶恐不安之中。
接下来则是第三重分裂，就是性（操行品德）自身的分裂——“忠”与“孝”的分裂。儒家操行品德的核心概念就是忠与孝，所谓“在家为孝子，辅国为忠臣”，如一体之两面，不可分割，由孝出发而到忠，由忠追溯回到孝。而当政者的自身行为恰恰亵渎了儒家这一核心价值理念。汉魏呼喊的是以“孝”治天下的口号，而实际上是靠武力、杀伐获取治权，“忠”是很难说出口的。孔融之于曹操，嵇康之于司马懿实际上是“不忠”，可被杀的理由却是“不孝”的罪名。至此，儒家倡导的完美人格被完全分裂了，所谓的“重实”、“重才”、“重孝”三种纠弊的办法，实质上更加深了人格分裂的不可弥补。
伴随着儒家完美人格的解体，兴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旧的权威的精神枷锁正在被打破，新的精神体系尚未建立，因此思想界处于一个相对活跃的阶段，表现为清谈风气的形成与扩展。社会功名的无望和儒家完美人格的解体，促使人们返身自求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个体渐渐地从外部转向内部，由此逐渐演变成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对自身的重视超越了社会价值目标的趋求。“名教”与“自然”的争论是该时期争议的中心课题，当时有两种基本观点，一是以嵇康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激进派，二是以郭象为代表的“名教即自然”的调和派。前者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教育观，后者是以儒家经典为节制的有限自然主义教育观。在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玄、佛、儒、道多元并存、相互竞争、逐渐融合的局面。
二、竹林七贤与魏晋风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封建门阀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极度黑暗、腐朽的时期。社会统治阶层——地主阶层有士族、庶族之分。士族地主占有绝大多数土地和劳动者，享有特权，世代为官。他们衣着华丽，涂脂粉，结宽带，戴高帽，着高屐，出则乘车，入则扶持，真可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一群极端腐朽的社会寄生虫。社会顶层统治者不思进取，士大夫子弟昏聩无能，士族教育腐败，加之士族内部相互通婚近亲繁殖，致使“一代不如一代”，腐朽、堕落是当时最真实的社会写照。南康令王复听见马的嘶鸣吓得浑身发抖，认为是老虎要来吃人。晋惠帝更“幽默”，有大臣禀告因为饥荒，老百姓没饭吃，饿死无数，晋惠帝很不解地问：“为何不食肉糜？”
广大的庶族地主只占有少量的土地和部分劳动者，受到压制，但数量多，势力大，不容小觑。其中不乏优秀者，面对如此社会状态普遍感到压抑迷茫，深感时局之不可为，早年的功名之心大减，出于洁身自好而不愿同流合。对政治斗争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却纵情于山水竹林，纵酒酣歌，放旷不羁。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这七贤有两个共同的显著特点，一是爱喝酒；二是好骂街。
先说喝酒。刘伶喜欢喝酒，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鹿车，边行边饮。车后安排一仆人，携带挖掘工具，准备着主人一旦长醉不醒，就地挖坑埋葬。老婆声泪俱下劝他戒酒，他说，好！可是我管不住自己，只有向鬼神发誓，才能戒掉酒肉。妻子听了很高兴，就置办好酒菜祭天敬神。刘伶装模作样虔诚地跪地祷告：“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然后将祭祀用的酒肉一扫而光。喝醉了便玩“裸睡”。一日有客来访，见其赤身裸体，甚为不雅，责问，对曰：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尔等为何入吾裤中？放浪形骸可见一斑。阮咸喝酒属于豪放派，曾与知交豪饮，不用酒具，大盆盛满，双手捧饮，十分痛快。酒香引来一群猪，也不驱赶，于是人猪共饮。
说到骂街，当首推祢衡。祢衡是典型的“愤青”，不被赏识，“愤”；被任用了，不合作，还是“愤”，与孔子的后人孔融交往甚密，二人惺惺惜惜。孔融四岁能让梨，然而及其长成，却有“无父无母”的高论，孔子若是泉下有知一定恨得咬牙切齿。祢衡赞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则称祢衡“颜回复生”。不过现实生活中，二人却是“志大才小”，处处碰壁。其中最著名的桥段是祢衡的“击鼓骂曹”：赤裸着自己的“清白之身”，高声詈骂曹操这“污浊之人”，结果二人都被曹丞相直接或间接地杀掉了。阮籍则不同于祢衡、嵇康的情感外放、激烈的反社会性，而是个性谨慎，懂得明哲保身。内心的矛盾，对现实的不满和隐忍，通过“青白眼”、“长啸”来表达。所谓“青白眼”是指跟人谈得来便露出黑眼球，谈不来的白眼一翻，不再搭理。“长啸”类似于当下的“飚海豚音”，高亢、激烈、持久。再就是通过神秘晦涩的诗歌来表达。他的侄子阮咸为人更加放达，不拘礼法。某年七月七，道北风俗家家竖起衣架，挂满绫罗绸缎，显示自家的富足，十分张扬。家住道南的阮咸也在自家院子里竖起几根竹竿，当然绫罗绸缎是没有的，却把几条破旧不堪的粗布短裤高高挂起，别人取笑时他还振振有词。这其实也是一种“骂街”。曾有哲人说过“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自嘲”，阮咸表面是晾内裤寒碜自己，焉知其不是对虚伪、龌龊社会的辛辣嘲讽。
无论是“借酒浇愁”、“大醉六十日”，还是“泼妇骂街”、当街晒内裤，这些狂放不羁的表象究其实质都是对名教礼法的否定，是因对社会不满而引发的“极端”的发泄与抗争。
除了上述少数“奇葩”外，大部分知识分子采取的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策略。他们专心研究文学，注重文章的审美情趣，对文章的评判价值也不断升高。文人非常注重自我修养，倡导“养气炼性”，主张恬淡寡欲，游览熏陶。博大开阔的心胸，浩然周流的气势，方能孕育出灵犀秀丽的文章。文气、文笔、文品、文境构成了文人的心象，中国文人都以养气炼性为终身修业。以文学为中心的审美教育还泛华到书法、绘画、音乐等诸多方面。王羲之的草书代表着文字从实用功能演化到审美功能，对书法艺术的审美追求蔚然成风。北齐时，秀才考试，对策错误的被罚站，而书写潦草有误者罚喝墨汁一升。绘画题材与绘画技法也有很大扩展与提升。而爱好音乐则是衡量一个人风雅高下的指标，“左琴右书”成为当时士人的肖像模板。崇尚自然，避世不仕，注重自我修养，保持内心的从容与安静，举头望浮云，低首观花落，或许这就是 “魏晋风骨”中疏影虬横的骨架吧。
三、家庭伦理与《颜氏家训》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家庭教育，提倡早教。家训这一古代家庭教育的形式由来已久，但大多只言片语，短文小篇，未能集结成册。魏晋时期因“人格分裂”而激荡起的社会新思潮，其主流趋向审美，而另一途则发展于家庭中的伦理教育。这一方面是对官学衰废的补救，另一方面也是以正统的伦理价值观与流行的审美价值观抗衡，旨在维系儒家教育的地位。伴随着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道德观念因受极大冲击而迅速走向解体，家庭伦理教育的思想正在潜滋暗长。正所谓“三代以上，教详于国，三代以下，教详于家”，“乱世多家训”。因此在这一时期出现“古今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并非偶然。
颜之推，字介，梁朝建业（今江苏南京）人。生于世代精于儒学的官宦之家，先后就仕于梁、齐、北周、隋，于乱世颠沛流离，自称“身经三代之悲，一身而三化”。他鉴于当时许多士大夫被黜被诛的惨痛教训，结合自己的立身、处世、治家的经验，写成《颜氏家训》一书，以训诫子孙。《颜氏家训》是一本比较系统的家庭教育著作，成为后来封建社会家庭教育的重要材料。其中的许多观点即使放在当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在人性与教育的问题上，颜之推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可能论”、“教育有限论”的思想，认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唯独“中庸之人”通过接受教育才能获得知识，避免懵懂，才能“千载终不为小人”，才能在变动不居的时代保全自己，左右逢源。因此教育的目的在于“修身以求进”，“开心明目，利于行耳”，即增长人的知识能力在于使其能够用其所学付诸于行动，补益自己道德修养的不足。
在教育的时间上，提倡早教，越早越好。颜之推认为，幼童的可塑性较大，易于潜移默化，由于“神情未定”，容易受不良环境或坏朋友的影响，误入歧途。应抓住这一关键时期，从婴儿“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训”。颜之推甚至提出了胎教的思想“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
在教育要求上，强调严慈结合，反对有爱无教。他认为，之所以家庭未能教育好孩子，主要是因为教育不得法：停留在口头训斥，却舍不得肉体的惩罚，缺少反省悔过。对孩子“有爱而无教”：衣食无忧，恣意妄为，本该制止却去纵容，应当呵责却一笑而过，总觉得孩子还小，等长大懂事后就“树大自直”了。然而及其长成，骄横散漫的习气已然形成，“棰打至死而无威，愤怒日容而增怨”。看来爱的过度，教育不足，古今通病。
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主张“应世经务”，反对“博士买驴”。颜之推强调以“五经”为主要学习内容，注重“为人之道”。他认为教育人最要紧的是“厚重”，即忠君、孝顺、谦恭、礼让等。还特别提出要教育世人“知稼穑之艰辛”，不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在治学方法上，主张要博学以广见闻，不可师心自问。读书求学问要有“旨归”，要穷根究底，探本求原。他讥笑那些言空大多不得要旨的人，说他们是“博士买驴，书券三千，未有驴字”。
在道德品行方面主张虚心、勤勉，“涉物，交友”。做学问要虚心务实，切忌浮华，若有了一点知识便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对个人的修养无益有害。此外，颜之推非常注重切磋交流在学习中的作用，只有广泛涉猎事务，多交各界朋友，才能博学博文，扬长避短。因此，“交益友”是为学做人的重要方法，“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
《颜氏家训》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家训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而完备的家庭教育用书。其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提倡“早教”对我们具有启发借鉴意义。颜之推这位黜玄学而崇儒学的大家，到了晚年又笃信佛学，尊奉养生修性，教育思想也呈现出驳杂的色彩。可知作为这个时代结束之际的一名博通方家，其思想再难拘守纯儒本质。家庭伦理与社会审美两股教育势力的沟通交融已然为期不远。
作者：淄博职业学院稷下研究院 王书敬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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