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职业学院
稷下研究院
姜淑红
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君子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概念，也是中国人独特的理想人格。西方有贵族文化、绅士文化，中国有君子文化，西方贵族文化是特指某一阶层、某种身份的文化，而中国的君子文化是建立在社会共同伦理基础上侧重于道德的人格文化。君子文化的核心属性是君子人格，儒家文化非常重视君子人格培养，在《论语》中出现“君子”一词有一百多处。君子人格最初是对统治者、贵族男子或者地位高的人的统称，后来演化为人格高尚的人。君子人格可以归纳为正直、宽容、慎独、自强、刚毅、果敢等品质，君子人格的崇高追求和终极目标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齐文化的君子人格一脉相承，从太公经管仲、晏婴，历代齐人以君子为信仰，以家国天下为担当，孜孜以求，成为齐文化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
太公见文王时，就提出“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原来，太公当年在渭水河边垂钓，文王见他面貌非凡，垂钓方式也很奇特，于是上前询问，“您在此垂钓，那么应是喜欢钓鱼吧，喜欢钓鱼为什么又用直钩钓鱼呢？”太公回答：“我听说君子乐意实现自己的志向，普通人执着于眼前小事的所得所失。”太公钓鱼而志不在鱼。君子，高于常人之处，便是为了追寻梦想、不改志向，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净，经风历雨而愈加坚韧和智慧，才能被委以重任、挑起重担。
管仲辅佐公子纠，兵败被俘，当与之一起奋战过的好友召忽拔刀自刎的那一刻，管仲被深深震撼着，未必没产生过一样的冲动，但是理性终于战胜了情感，“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管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将自己的个体生命与齐国强盛与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个人之于国家的重要，管仲指出，“不能治理自身。怎么能治理别人？不能治人，怎能治家？不能治家，怎能治乡？不能治乡，怎能治国？不能治国，怎能治理天下？”个人的修为品行绝不是个人之事情，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会影响到周围。有担当、有情怀的人，会成为他人自觉效法的榜样。君子不只是个体行为，也不只是一种象征符号，而是比照、鞭策、鼓励和引导，还是带动、辐射、磁场和力量，是社会和国家向前发展的杠杆。然而，君子却不易修得，管仲曾经对齐桓公说：“担重莫如身体，经历险莫如口舌，时间长莫如年代。负重任，行险路，长期坚持，唯君子才能做到。”担当和责任绝不是空喊就能得来，而是要经过长途跋涉、经过艰难考验、不断磨练才能获得。
晏婴勤政爱民、生活朴素，一生以君子为行为准则。《晏子春秋》中记载晏婴“食肉不足”“食不足”“妻老”“食菲薄”“乘弊车驽马”，晏婴生活简单，屡次拒绝齐景公赏赐。有一次，景公把平阴和棠地赏赐给晏子作为俸禄，晏子推辞不受，“我听说做人臣子的，要先顾国再顾家，先顾君主再顾自身；安定国家才能居家。”景公特地派人赏赐晏婴钱财，晏婴仍然拒绝，认为俸禄已经足够养家，地位已经足够尊贵，过多的钱财会让自己和家人忘乎所以，并非福气。晏婴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齐国表面繁荣，实际上却蕴藏着深深的危机，君主和大臣生活奢靡无度，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滥施刑罚，百姓敢怒不敢言。晏婴本着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希望通过节制个人欲望，带动良好的社会风气。人格成就人生，君子成就社会。太公、管仲、晏婴的君子人格既成就了个人的闪耀，也支撑了齐国大厦的繁荣稳定，延续了齐文化的辉煌。
君子历久弥新，既古老又鲜活。无论科技如何发展和进步，观念如何更新和多元，君子在中国人心中都有不可取代的位置，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甚至是目不识丁的乡野农夫，也乐于被人看为君子。君子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是中华文化独特的典范人格模式，是照耀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不断向前的人格力量，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深深地植入到中华儿女的精神气质中，可以说，每个中华儿女心中都住着一个“君子”。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具有君子人格的人，浑身洋溢出一种卓尔不群的气质，能够无形地影响身边的人。我们通过传扬齐文化的君子人格，让君子人格这个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气神”的种子在新时代生根发芽，最终开花结果，结出具有深厚传统底蕴和时代精神的新君子文化之果实。
（作者简介：姜淑红，淄博职业学院稷下研究院业务部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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