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3）

我在备课的时候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在今天的课程中给你们一代留下一个关于百家争鸣时代的深刻印象。人类最深刻的印象，首先总是作用于视觉，因此我从世界坐标出发，找了一幅画，那是欧洲文艺复兴大师对于从古希腊开始的百家争鸣的想象，可能对我们加深印象很有帮助。

欧洲文艺复兴时，意大利“艺术三杰”中年龄最小的拉斐尔曾经画过一幅名为《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的画，反映的是古典时期学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欧洲文艺复兴起源地佛罗伦萨（Florence）的统治者麦第奇家族（the Medici Family）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就开始频频提到雅典学院时代的学术气氛，并且建立了模拟性的柏拉图学院（Plato Academy）。

《雅典学院》中出现了很多学者。站在中心部位、右手指天的是柏拉图，他的左边是学生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代表古典哲学的两大流派。两人的周围围绕着很多学者，倾听他们激昂的辩论。也有人在台阶上旁若无人地独自研究，后面巨大拱形柱的左右两座浮雕，分别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画面上这些人从不同方向进行着平等的、创造性的思考，实在让人振奋。始于十四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靠的不是仅仅复兴一个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而是对欧洲整体思维水平和自由精神的全面复兴。因此，拉斐尔在这幅画中又加进了不少雅典之外的精神巨匠，而且延伸到后代。他甚至把自己也画进去了，表现出自己对于这一脉精神的参与。

看了这幅画，从视觉上领略了这种情景，我们可以回到“国情”之上了。与雅典学院的创办几乎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也有一个类似的学术机构，叫稷下学宫。稷下是齐国都城一座城门的名字，究竟是南门还是西南门，有待继续考证。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虽然相隔万里，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以地名命名，创办时间接近，运行方式也相差无几。可见，在我们的土地上，也曾经出现过《雅典学院》那种令人感动的景象。

中外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团体，如武士团体、政治团体、经济团体、好汉团体，等等。但是真正让人类高贵起来的，是这样的学术团体。在这里我很想停留一下，讨论几句。大家怎样看待这种东西方文化思想史上的巧合呢？

王牧笛：雅典学院和稷下学宫并存的时期，正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在时间纬度上构成了东西方文明发展的某种暗合。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早期，或者说青少年时期，对话和辩论要比独白更具感染力。雅典学院式的学术共同体的组建，或者说学术组团的这种辩论的方式，可能激发出个体对一个事物的多重面向的考虑，这比对事物的单层面向的考虑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余秋雨：你讲得很对。当时人类智能迸发，但有很多杰出的思考者还难于进行完全独立的思考，因为他们缺少思想资源，更不知道前后左右、正面反面的逻辑框范。因此，在人类思维的奠基阶段，一定是渴求互砺互淬的，并在互砺互淬中找到思考的基点，找到与别人不同的自己。

一个精神成熟的民族，一定要经历一个这样智能聚会的阶段。假若没有，仅仅凭着各自的想法分头痴想，就一定会陷入低层次的重复之中。

当然，这也是社会历史的需要，像是巨石崩裂，乌云散去，黑夜结束，人类从物质的提升进入到心灵的觉悟。这种情景，让我想起罗丹的雕塑《青铜时代》：一个男子，瘦精精地苏醒了，夜雾不再遮盖自己，于是舒展自己的青春身躯。我还想继续听听你们对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的感觉。

万小龙：我觉得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都出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背景下，就是原有社会权力形态开始逐渐松动、解体，我们的祖先开始挣脱蒙昧的束缚、权力的压抑，用理性自由地重新思考自然、社会、自身。一时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片欣欣向荣的少年气象。但当后来社会权力再次建立、稳固、强大起来后，就对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压抑。政治权力选择了保留某种文化记忆，尽管这种选择带有极大的偶然性。

王安安：我突然想起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少年的时代是诗歌的时代，青年和中年时代是小说的时代，老年就变成散文的时代。”我认为，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都是人类在少年时代的一个共同的表现，虽说两者的空间距离非常遥远，但同属于人类的诗歌时代，同属于人类思想初开时具有浓厚兴趣和表达欲望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给人一种直观的审美的怀念和追想，令人感动、鼓舞。

金子：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下的时代无疑是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热闹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热闹跟百家争鸣时代的热闹一样吗？为什么我们对现在很多方面的热闹持否定态度，而对那种古老的热闹却不拒绝肯定呢？

余秋雨：金子的问题很好。今天的热闹和古老的热闹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言论的质量。那个时代的齐国在经济上相当繁荣，政府给稷下学宫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待遇，并赋予了极高的社会地位。学者针对时政的褒贬，政府一概不予追究。稷下学宫在齐国的功能，既是智库，又是学堂，还是一个交流思想文化的场所。当时的高级智能人才如果想立身扬名，要么去做官，要么就去稷下学宫做学者。但是，更令人向往的是做稷下学者。这里每位学者的人格和思想都会获得充分的尊重，因此也就有可能获得独立的发展。在稷下学宫的众多学者中，名声最大的是孟子，但实际影响最大的是荀子，荀子晚年曾三次成为学宫的“祭酒”，也就是主持者。

比较起来，我们今天拥有多种媒体，发言更加方便，为什么在质量上远远比不上稷下学宫呢？主要原因是，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是一种经过严格选择的高等级发言。而我们今天媒体间的发言，却没有这种选择。大家也许要问，既然我们主张言论自由、人格平等，为什么要分等级呢？稷下学宫的回答是，不同人群的言论自由，可以体现在不同的空间。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空间都可以任意放言，才叫言论自由。即便是关系众人利益的政治言论，也要通过自己的不同代表者在不同空间表述。

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普遍的现代误会，至今还有很多人沉迷其间。这就像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却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挤到北大来；大量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也很难在学术文化上与大学教授对话。但是，这些常识性的社会区隔，在今天常常会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被取消，造成一片混乱。在“文革”中，有一个“考教授”的运动，很多造反派狂徒拿着《学生小字典》来揭露国学大师的“读音不准”，或批判医学泰斗不会打针。我本人前几年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一个文化等级不高的人也用“揭露”式的气势硬要与我讨论他非常不熟悉的古典词语问题、地理历史问题，甚至戏曲史问题，全国一百多家报纸转载报道，港台方面也热了一阵，我却无言以对。因为一旦与他“讨论”起来，我就必须在知识上回到自己草昧未明的年岁，却又要装出吵架的姿势，会让我的读者伤心。

良莠不齐的发言混杂在一起，高低不一的智能胶着成一团，那么结果一定是精英被淘汰，这种现象叫“精英淘汰制”。平静、理性的高层思维一旦陷入这种吵闹的市场，在现场说服力上一定比不了杂乱无章、大红大绿的庸俗表演。广场辩论的时候，高嗓门一定胜利，安安静静的逻辑高度一定被埋没、被遗忘。这种现象叫“广场哲学”。我们并不赞同限制言论，但一定要区分发言的等级，一定要在卡拉OK、文字戏谑的狂潮中救出真正的贝多芬、海明威。否则，无数高分贝的假贝多芬必然会掩盖真正的贝多芬，无数善于造势的假海明威必然会盖过真正的海明威。

除了言论的质量等级外，稷下学宫超越今天言论的第二个关键，是在于思想上开山立派的原创气魄。那是在漫漫思维荒原上堆出的第一座山、掘出的第一条沟。用现在的语言描述，他们的思想具有宏大构架的开拓性和创造性。相比之下，现代社会的热闹，往往是人云亦云，随声起哄，硬撑支派，伪造深刻。当然，历史不能重复，过去的原创条件到后世已经不再具备，这可能也是人类在精神上越来越平庸的原因。

针对这两个方面，我们在无奈之中也可以有所作为。在今后，国民素质的提高，应该表现在大家对于精神等级的承认、梳理和守护，表现在大家对于高层思考者的尊重、保护和礼让。而作为那些真正有责任感的高层思考者，一定要固守崇高的文化节操，以自身的人格维护创造的尊严。如果我们的民众开始具有辨别力，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够拥有创造力，那么，一个新文化的黄金时代将会降临。

摘自《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