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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研究院
在云卷云舒的战国时代，在风炎土灼的齐国大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个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政治咨询为一体的机构，因为这一机构座落于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故名曰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设立于齐桓公田午时期，历威、宣、闵、襄，至齐王建时期结束，存在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左右。
仅就稷下学宫的几个问题简述于下：
稷下学宫与诸子百家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荟萃之地。当时的九流十家及其代表人物，几乎都来到了稷下学宫，可谓大师云集，群贤毕至。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如下：
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是植根于齐，发育成长于齐，繁荣昌盛于齐，为稷下学宫中颇有影响的一个学派。黄老之学兼容并蓄，集诸子之长，且讲究权变。其最基本的内涵是“因道全法”的统治之术。既讲道法自然，又讲法之严肃，道、法互补，通权达变，这也正是齐文化礼法兼用、权变务实的传统。黄老学派以慎到、田骈、环渊、接子为代表。
慎到，赵国人，为稷下黄老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其思想学说见于《慎子》等著作。其思想学说以“因道全法”为特色。他主张因循自然，随法而治。
田骈也是黄老学派的创始人，其学说的基本内容是“贵齐”（齐万物，齐生死，等古今）、“贵均”、“尚法”、“因性任物”，顺应自然。
阴阳学派
阴阳学派又称阴阳家。阴阳五行学说在齐国一直十分流行，成为稷下先生探索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邹(亦作驺)衍、邹奭。
邹衍为稷下阴阳五行学派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阴阳五行说的集大成者。他把五行（金、木、水、火、土）赋予道德的属性，由五行而为五德（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提出“五德终始”学说，用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王朝的更替。其学说成为战国七雄追求统一的舆论工具，因此在当时颇受诸侯列国之重视。他同时还提出大九州说。
墨家学派
稷下墨家是稷下学宫的一个重要学派，以宋钘为代表。宋钘，宋国人，齐威王、宣王时的著名稷下先生。宋钘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情欲固寡，五升之饭足矣”等，均为倡导兼爱、非攻、尚功、平等、节俭。
名家学派
稷下名家是稷下学宫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尹文、儿说、田巴。
尹文，齐人，先于公孙龙，是齐宣王时期著名的稷下先生。尹文主张“以实务名”，反对名实不符。
儿说，宋人，稷下名家的早期学者，也是稷下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齐威王、宣王时，曾以“白马非马”为命题，雄辩于稷下学宫。其后，公孙龙又对这一辩题作了充分的论辩、阐发。
田巴，齐人，稷下名家代表人物，主要活动在齐宣王、闵王时期。田巴在稷下学宫，号称“齐之辩士”，以雄辩著称，他先于公孙龙首倡“坚白”、“同异”之辩。
纵横家学派
战国时代，七国争雄，兼并战争激烈，形势错综复杂。时势为纵横家提供了施展政治、外交智慧与才华的广阔天地。他们审时度势，四处游说，纵横捭阖，真可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他们往往折冲樽俎之间，而决胜于千里之外，成为当时各国统治者所器重的一个学派。稷下纵横家以淳于髡为代表。
淳于髡，齐人，早期稷下先生，有“稷下博士”之称，主要活动于齐威王、宣王时期。他滑稽善辩、博闻强记，成为齐王的座上宾，并且以其纵横雄辩之才，“数使诸侯，未尝屈辱”。
儒家学派
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学派颇具盛名，成为显学。稷下儒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孟子和荀子。
孟子曾两度游学于稷下学宫，并且长期居于齐国。孟子曾竭力向齐宣王推行其仁政学说，实现王道大业，但这与齐宣王“莅中国而抚四夷”的欲望显然不合，不被采纳。此后，孟子便决意要离开齐国。当孟子准备离齐时，齐宣王试图以豪华的宅居、万钟之粟挽留他，孟子以不做唯利是图的“贱丈夫”而辞。
另一位稷下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十五岁就游学于齐，在齐国居住了数十年，曾三度为稷下学宫的“祭酒”。其思想融入到齐文化之中，与其自称出于孔子儒门的儒家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荀子的思想学说以儒家为本，兼收众家精华，具有综合诸子、批判百说的特点，并在批判中注意吸取诸子百家的合理部分，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
稷下学宫还有管子学派及其他稷下先生。见于记载的主要有颜斶、王斗和鲁仲连等。
稷下学宫的社会功能
稷下学宫具有多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咨询功能
齐威王、宣王不惜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创办、发展、繁荣稷下学宫，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招徕天下贤能有识之士，其目的就是想让那些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为其政治统治、富国强兵、争雄天下出谋划策，从而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因而，稷下学宫具有重要的参政议政和咨询献策功能。
稷下学者都有着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建功立业思想，他们议国论政、竞相献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智谋方略能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采纳、实施。刘向《新序·杂事》说：“稷下学者喜议政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齐之稷下学者……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齐国执政者经常向稷下学者咨询国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学者得以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稷下学宫因此成为国家一个政治咨询中心。
学术交流、百家争鸣功能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兵家等各种学术流派，都曾经活跃在稷下舞台上。由于稷下学者学派不同，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又由于稷下学者政治倾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看问题的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案的差异，这样就会竞长论短，争论不已，最终使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在论争中，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论优势，而且使学者们也认识到各自的理论弱点、差异，促使他们不断吸收新思想，修正、完善、发展自己的学说。论争促进了不同学术见解的思想互相渗透和融合。在这种形势下，稷下学宫成为了发展、繁荣文化学术的中心。
教育教学功能
稷下学宫是一个官办的培育高层次人才的基地，具有培养人才、传承学术、传播文化知识的教育教学功能，被后人称为“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作为教育教学功能，与后代学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学校的特点，又有其历史的独特性。稷下学宫具有一般学校的性质和活动特点，广收门徒，传道授业解惑。首先，稷下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环境，“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校舍建筑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并且其建筑相当宏伟壮观。其次，具有众多的师徒在学宫里开展正规的教育教学活动。宣王时，稷下的师生数量多达“数百千人”，由此可见稷下师生人数之众。如此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教学活动。再次，稷下学宫有较严格的规章制度。根据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职篇》当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里面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师长到品德修养，都规定得严格详细具体。由此可见当时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之健全、严格、规范。学宫具有独特的教育特点，游学是其教学方式之一。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徒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就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稷下学宫便成为当时培育各种人才，传承学术文化的教育教学中心。
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议题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学术中心，当时有影响的学派几乎都参与了论辩争鸣。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诘难、质疑，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探讨阐发；既有对天地宇宙奥秘的探赜求索，又有对人世凡事的认识见解。其争鸣的主要问题如下：
王霸之辩
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趋向统一之势，已露端倪。如何实现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实行王道、还是霸道，稷下学者展开了辩论。稷下儒家学派代表孟子明确表示重王道、轻霸道。他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坚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天下必将“定于一”。所谓的“霸道”，是仗恃实力强大，假借仁义之名，称霸诸侯，征服天下。孟子反对霸道，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所谓“王道”，是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政，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孟子主张王道，因为这是“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荀子则有所不同，他虽然崇尚王道，但面对当时盛行霸道的社会现实和对齐文化的吸收，也谈霸道。实际上他是主张在王霸井容的前提下，以王道为本。荀子主张“四海之内若一家”，“天下为一”。管仲学派与孟、荀的王霸论又有所异。管仲学派“四海之内，可得而治”，主张王、霸并举，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定，即“霸王者有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此外，邹衍的“九大州”说及“五德终始”理论，从地理和历史的视角，探寻实现大一统的依据及其必然趋势。由此可见，王道与霸道、实现大一统，这是稷下学者当时所共同关注的重要辩题。
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是稷下学宫中百家争鸣的一个很普遍的辩题。孟子继承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把义与利的关系对立起来，强调“二者不可得兼”。认为追求利必然损害义，为了保义，则应“舍生而取义”。荀子则冲破儒家义利观的藩篱，将义利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人之欲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也”。人们对利的追求具有合理性，是人的本性。荀子在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有合理性的同时，又认为这种追求要保持一定的度，不能放纵。放纵逐利，超越了一定的度，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如何才能使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保持一定的度呢？荀子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礼义以分之”，用礼义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第，用礼义制约人们的物质欲望，教育人们“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反对“唯利之求”。这样做了，国家就会平治，反之，则会出现乱世。由此可见，荀子的义利观较之孟子的义利观少有片面性。管仲学派对义利关系的看法是义利并重。他们认为：“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讲礼义教化，不忘记物质利益的激励功能；讲物质利益，也不忘记礼义教化的引导作用。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同时，管仲学派较为注重道德精神价值的追求，将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称之为“国之四维”，把道德价值提高到国家安危存亡的高度认识。
除“王霸”、“义利”之辩外，稷下学者们还就“天人”“人性善恶”“攻伐寝兵”、“名实”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和争辩。。
总之，稷下学宫历时之久远，规模之巨大，功能之齐全，特色之显明，都是很罕见的。稷下学宫是智慧的齐人的一大创举，它使齐都临淄成为当时中国思想解放的策源地、百家争鸣的圣地、天下学术的中心。对此，郭沫若先生说；“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像，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
作者：宣兆琦，山东理工大学教授，淄博职业学院稷下研究院特聘院长，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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