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的务实精神

务实精神是齐文化的又一个鲜明特征。所谓务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比如:齐国建国初期所处的地理环境，框定齐国不是向农业型经济，而是向工商型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姜太公从特定的国情出发，正确地制定了优先发展工商经济的战略，从而为后来齐国成为东方工商业大国奠定了基础。

作为政治家的管仲，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他认为欲使齐国处乱世而自立，须称霸诸侯；欲称霸诸侯，须富国强兵；欲富国强兵，须革故鼎新；欲革故鼎新，须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因为动乱只能造成破坏，安定才能带来建设。因而，管仲施政先从安定社会做起。

管仲初涉政坛之时，齐国生灵涂炭，社稷摇摇欲坠。为尽快把动荡的社会安定下来，他把德高望重的老人们召集起来，开会议事，分析民情，排比好坏。把有道德的人们树立为榜样，把刁顽之民绳之以法。为了褒善抑恶，保证法律的实施，又配套以赏罚制度。用赏赐劝勉好人，用刑罚纠正坏人。同时，管仲还准备了有格式的表券，让人们原原本本地填写，登记造册，从而建立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户籍制度和档案制度。不仅如此，为了使社会更加稳定，管仲还采取了“四民分业定居”的措施。所谓“四民”，指的是士、农、工、商。所谓“分业定居”，指的是按照四民从事的不同职业分区居住，从而分别管理。这些制度和措施为稳定社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社会稳定以后，管仲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改革。

政治方面，管仲主张加强君权，国君要掌控生、杀、富、贵、贫、贱六大权力，叫做君操六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第二方面是，管仲认为必须加强宰相的权力，并且使之规范化和制度化。因为相权既是君权的必要补充，又对君权进行有效的制约。一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住往膨胀到使之崩溃的程度。为此，管仲创设了宰相制度，他自己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相。为了推行政令，对人民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管仲创建了一套由中央和地方组成的完整的官僚政治体制，分官设职，井然有序。管仲还创建了“三选”之法，把齐国的贤能之士选拔出来，任为官吏，从而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官吏队伍。同时，管仲还充分认识到民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坚持“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决策原则。这样，齐国便由原来的宗法贵族政体过渡到了有限开明君主官僚政体，从而为创立霸业提供了政治保障。

经济方面，管仲把国家控制的因战争和内乱而荒芜了的大片土地，接照井田的形式规划起来，均分给农民。然后又推行了根据土地好坏分等级收取地租的政策。土地和赋税制度的改革，使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与对国家的负担、自身的利益挂起钩来了，从而激发起农民的劳动热情，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自然也保证了国家的税收。管仲在进行农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工、商业，尤其鼓励外贸业。他采取了低关税、免税和提供优良服务等措施，吸引外国的商人到齐国来做买卖，以通有无，刺激消费，扩大生产。同时，管仲又提倡“养桑麻，育六畜”，积极发展林、牧、副、渔业。这样，齐国很快地富裕起来，从而为创立霸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军事方面，管仲创立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军政合一、兵民结合制度，采取了以军器赎罪的措施，从而使齐国的兵源和军事设备得到了保障。每年的春、秋两季，管仲进行军事训练，叫做春搜秋弥，从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最后，管仲组建了三支劲旅，号称三军。齐国藉此，南征北战，所向披靡。

外交方面，管仲从实际出发，制订了亲邻国、征乱邦的外交政策。他派出了大批使臣，设立驻外国的使馆。曹孙宿驻楚国，商容驻宋国，季友驻鲁国，开方驻卫国，匽尚驻燕国，审友驻晋国。又派出游士80人，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多带物质粮食，货币也很充足，叫他们周游四方，卖给各国诸侯，以了解他们的嗜好，选择混乱的诸侯国先事征伐。

经过几年的改革与发展，齐国富强起来了，邻国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了，于是走上了尊王室、攘夷狄、霸诸侯的征程。

由上述可知：齐国的开明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无不体现了齐文化的务实精神。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充溢着务实精神的同时，齐文化也显现了积极的浪漫情调。齐人的行动是实在的，牢牢地踏在深厚的大地上，他们的思想却是异常自由的，尽情地翱翔在高远的海空中。邹衍的大小九州地理学说，飘渺的海上仙话等等，无不给世人构筑了一个美妙无比的虚幻世界，从而使齐文化显得踏实而不板，灵动而不空。

    作者：宣兆琦，山东理工大学教授，淄博职业学院稷下研究院特聘院长、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