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风韶韵

《韶乐》与蹴鞠

                                   

   先秦时期,齐国的音乐和体育发展水平在各诸侯国中一直是非常高的。比如韶乐,原为虞舜所创。舜之《韶》乐在夏禹之后,传之夏启。《竹书》有“夏后启舞《九招》”的记载。后又传至商汤立国之时。

周初立国之时,周公兴六代之乐,将《韶》乐作为宗庙之乐章。“自卿大夫师瞽以下,皆选有道德之人,朝月习业,以教国子,学歌九德”。可见《韶》乐深受夏、商、周历代君王所重视,久传不衰。

春秋时代,随着周王朝日渐衰微,“礼崩乐坏”,周礼周乐散见于诸侯各国。作为周公之后的封土鲁国,六代之乐齐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舞,当见到舞《韶箾》时,便发出由衷的赞叹:“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并且说:“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从吴公子季札对《韶》乐赞赏不已的评价中,既可以看到《韶》乐在鲁国由于历代传唱增饰而不断完善的情状,又能看出它对当时音乐的影响之大。

《韶》乐在齐国,一直广为流传,延至春秋,不断加以丰富、发展与完善,并且直接影响了齐国音乐的发展。这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韶》乐在舜之后裔的封土陈国流传,使之成为普及民间、家喻户晓的乐曲。陈公子完在齐桓公末年奔齐,《韶》乐当于此时传入齐国;二是鲁国乐师“太师挚适齐”,他将《韶》乐由鲁传入齐,这也是很自然的。《韶》乐在齐国不断发展完善,并流传下来。

  因此,后来当孔子在齐闻《韶》,为之陶醉不已,“三月不知肉味”,并感叹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还大加赞赏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由此反映出齐文化对《韶》乐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表明《韶》乐一直被齐人所重视,因而也对齐国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齐国不愧是一个音乐王国。你看,上至国君,下至四民,无不好乐。齐襄公“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大夫在后。”齐桓公“县钟磬之榬,陈歌舞竽瑟之乐。”齐景公不但“左为倡,右为优”,而且自已还会弹琴击缶。齐威王赏琴,以琴音悟政理,三月授邹忌相印。齐宣王、齐闵王父子更是爱竽如命。宣王喜合奏,闵王爱独吹,故而留下了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故事。上行下效,由于君主的喜爱,音乐之风遍吹齐国的山山水水,大街小巷。《孟子·告子下》载淳于髡语说:“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列子·汤问》载:“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哦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泪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贿发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遗声。” 杞梁妻哭夫变国俗,韩娥鬻歌动雍门的效果,正反映出齐国音乐发展的适宜土壤。同理,齐国昌盛的文化也为足球起源于临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故而,苏秦是将足球与其他的文体活动一体来谈的,其言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由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会和中园足球协会编著的《中国足球运动史》之第一章《中国古代足球的起源》说:“距今二千三百年前,在山东立国的齐国首都临淄城(今山东淄博市),七万户居民中有不少人爱踢球,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对此有所记述。但在当时,足球活动仅仅是民间的娱乐活动。”由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现代足球》,在第三章《中国足球运动》中说:“中国古代足球起源的最早时间推断不一。但古代足球起源于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就目前史料查证,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475--221年间)《战国策·齐策》上记载着苏秦到齐国游说时对齐宣王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蹋’是用脚踢的意思,‘鞠’则指球。”

其实,《史记》和《战国策》记载的同为一事,即苏秦为赵合纵攻秦游说齐宣王。两书所记内容相同,只是文字略异而已。《战国策·齐策一》写作“蹹踘” ,而《史记·苏秦列传》则写作“蹋鞠”。《战国策》鲍注曰:“踘”作“鞠”。引刘向《别録》“蹙鞠”,又曰“蹹”即“蹙”也。《史记》集解引刘向《别録》曰:“蹵鞠者”。索隐引《别録注》云“蹴踘,促六反。蹴亦蹋也。”可知,古文中, “蹹”、“蹋”、“蹙”、“蹵”与“蹴”皆相通,用脚踢之意。“鞠”通于“踘”。《汉书·枚乘传》曰:“鞠,以韦(皮)为之。”唐颜师古《汉书注》曰:“鞠,以韦为之,中实以物,蹴蹋为戏乐也。”韦即熟牛皮,填充之物多为毛羽。《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索隐:“今之鞠戏,以皮为之,中实以毛,蹴蹋为戏。”《辞渊》释“鞠”曰:“皮毬也。踢毬,古谓之蹋鞠。亦曰蹙鞠。” 由此可见,蹋鞠就是今之足球运动。

既然如此,那么,《战国策》、《史记》关于足球盛行于临淄的描述则是最早的文献记录。如众周知,《战国策》为时人之书,《史记》成书距战国时间甚近,况且司马迁是“秉笔直书”的千古良史,故而两书所载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因而,在没有可以证明足球起源早于战国齐都临淄的新的确凿史料出现以前,足球源于战国齐都临淄已成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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